“阿姨您來啦，可把我盼得喲，快請進！”“大爺您今天咋就自己來啦，阿姨沒來也沒關系，她那份禮品我一直備著呢！”……

5月17日早上6點，在接待者的熱情招呼聲中，老人們面帶笑容，拎著袋子、挎著籃子，進入位于山東省威海市環翠區一個三層建筑。不到半個小時，就有上百名老人來到這里。而當記者隨同老人準備進入時，眼尖的接待人員將記者一把揪出，剛剛還熱情洋溢的臉上隨即布滿了警惕：“這個活動是專為老年人打造的，年輕人不能參加！”

記者通過對保健品騙局受害者、保健品銷售者、監管者以及相關專家學者的深入采訪，基本弄清了有關保健品“坑老”騙局的幾個問題。

一探：危害有多大？

節衣縮食地買各種保健品，把多年積蓄的20多萬花得一干二凈

“要不是因為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兒，我母親也不至于去得那么早……”時至今日，母親的溘然長逝，仍是市民苗先生心中揮之不去的痛。在苗先生看來，家中堆積如山的保健品，是導致母親早早離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4年3月的一天，苗先生的母親參加了某企業舉辦的“健康講座”，便開始熱衷購買保健品。“保健品價格特別高，幾盒膠囊低則數百元，高則數千元。”苗先生說，她母親是退休工人，每月退休工資也就3000多元，經濟并不寬裕，可老太太就跟著了魔似的，日常開銷越來越省，可花在保健品上的錢越來越多。“3年時間，我母親節衣縮食地買各種保健品，把多年積蓄的20多萬花得一干二凈。”

“如果只是花了錢，哪怕圖個老人樂呵，那我也認了。可那些五花八門的保健品，我母親吃了根本沒有任何效果。自打她沾上保健品之后，有病不去看醫生，正經的藥也不吃，覺得只要吃了這些保健品就一切都好了。”原來，苗先生的母親血壓高、心臟不好，以前一直吃著藥。她迷信保健品功效后開始諱疾忌醫，身子每況愈下，無奈之下苗先生曾偷偷將保健品扔了，并勸她積極配合治療。

“扔了保健品，就像要了她的命根子。”苗先生說，自此之后，母子關系開始出現裂痕。母親甚至責怪兒子“我買保健品又沒花你的錢，你不給我買就算了，你怎么那么不孝順！”直到2017年7月苗先生的母親突發心梗去世，保健品一直是母子二人心中未曾解開的結。

無論是讀者來信的反映，還是生活中的見聞，保健品“坑老”的案例越來越多。李阿姨與苗先生的母親有相似的經歷。2017年8月，李阿姨參與類似的“健康講座”而深陷保健品騙局，不到半年時間就花費了2萬元購買各種保健品。“他們宣傳的可好了，說這些保健品以前都是屬于特供的，現在倡導普惠民間，才得以流入市場。”李阿姨說，可是吃了兩個療程，病情不但沒有任何好轉，反而惡化了。

李阿姨越想越覺得不對勁，要求退貨。“銷售人員說退貨得找客服，客服說這事他定不了，得經理簽字，經理說退貨由銷售人員負責，總之就是對我各種‘踢皮球’。”李阿姨說，要求退貨幾次之后，最終那個銷售點人去樓空，銷售者也杳無音訊。至此李阿姨才徹底明白，原來她上當了。

二探：套路有多深？

銷售人員揭露玄機，這個行當認老年人當“干爹干媽”比較普遍，噓寒問暖、日常關懷只是基本操作

保健品到底有著怎樣的“魔力”，竟讓眾多“歷經滄桑、閱歷豐富”的老年人頻頻上當？

“真的不能怪老年人太‘單純’，保健品銷售‘套路’太深。”曾從事過數年保健品銷售的小輝（化名），以親身經歷向記者揭秘保健品銷售的層層“玄機”。

“保健品銷售的具體種類模式很多，但萬變不離其宗，大體上有‘四大套路’為支撐。”小輝介紹，分別是：“免費贈禮”作餌、“健康專場”洗腦、“專家義診”推銷、“親情營銷”維系。

“免費贈禮”作餌是保健品銷售“連環計”的開端。不少保健品銷售會利用老年人愛節約的特點，用雞蛋、掛面等價格低廉的“免費禮物”吸引老年人，為老年人組織活動，以此搜集他們的信息，建立初步信任關系。“健康專場”洗腦則是抓住老年人體弱多病、關注健康的“痛點”，通過講座、會議等形式組織專場活動，美其名曰是為老年人宣講健康知識、普及養生理念等，實際上最終目標是推銷保健品。

在此基礎上，老年人往往已被激起了較高程度的購買欲。此時保健品銷售還會趁熱打鐵——邀請一些“權威專家”“資深醫生”免費為老人體檢、診療，其實這些“專家”大多數是花錢雇來的“托兒”。“‘義診’之前，銷售人員早已掌握了老人們的健康狀況并提前告訴了‘專家’，所以老人們都會震驚于‘專家’的精準診斷，進而對‘專家’所說的話深信不疑。”小輝說，“專家”義診都會惡意夸大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并見縫插針、夸大宣傳保健品的功效作用，銷售人員則從旁不間斷地“敲邊鼓”，適時說幾句“真準、真是神醫”等話語。經“專家”與銷售人員的“雙簧”表演，老人十有八九會慷慨解囊。

如果說“免費贈禮”“健康專場”“專家義診”是讓保健品銷售快速見效的“三把火”，那么“親情營銷”就是貫穿始終的“文火”。在小輝看來，“親情營銷”牌打得怎么樣，更大程度上決定了保健品客源的廣度和黏性。“我們接受的培訓理念是——要讓老人成為衣食父母，就要比他們子女還要孝順。”小輝說，在這個行當認老年人當“干爹干媽”比較普遍，噓寒問暖、日常關懷只是基本操作，有的組織還會培訓員工學習按摩、足療等技藝，隔三差五上門為老人按摩、洗腳，有的甚至天天去老人家中，無償地照顧老人……

“誰的‘孝道’盡得更貼心、細致，與‘爹媽’的‘親情’更穩固，誰就能獲得更多更長遠的銷售收益。”小輝說。

三探：打擊難在哪？

虛假宣傳取證執法難，“九龍治水”監管效率低

保健品“坑老”問題由來已久，相關部門也在查處打擊，可為什么這類騙局屢打不絕呢？

“那些缺乏資質、假冒偽劣的生產銷售行為，相關部門依法打擊的依據更清晰、方向更明確、難度相對較小。事實上，保健品騙局中的更多問題由虛假宣傳引發，而這恰恰是認定和打擊的難點。”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看來，相關職能部門在具體執法過程中，往往面臨著取證難導致執法難的問題，很多銷售人員把“功效”惡意夸大為“療效”，甚至把保健品當藥品推銷，他們通過“會銷”模式，或與老年人點對點溝通，往往以口頭方式進行宣傳，很少留下在法律上有力的證據，讓監管部門難以有效執法。

對此，一位基層公安民警有同感：他們在小區支一張桌子，擺幾把椅子，拿幾張宣傳單，放幾件保健品，就可構成一個簡易“會銷”點。由于這類“會銷”點數量龐大，且場所流動性強，靠執法部門挨個查處效率低、難度大。

“反正只要通過宣傳營銷確保價高量大，一樣利潤不菲，沒必要制假售假、鋌而走險。”小輝說，保健品市場中利潤高達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他曾銷售過一款資質齊備的蜂膠保健品，拿貨錢僅100元左右，卻以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價格賣給老年人。據小輝介紹，為避免被查處打擊，現在大多數商家尋求更安全的策略——與其生產銷售那些可能“謀財害命”的假冒偽劣保健品，不如涉足那些“吃不出毛病，但吃了也沒用”的保健品。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多數保健品生產銷售企業的營業執照、保健食品生產企業GMP審查合格證明、稅務登記證等法律資質齊備。雖然一些老年人認為保健品公司存在售價虛高、沒有功效、退換貨難等問題，但要維權卻難上加難。

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鑫表示，食藥監管理部門主要依法審核商家的《食品流通許可證》等相關資質，如果相關資質合法齊備，保健品的廣告證明等涉及虛假宣傳的事項，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負責。但保健品廣告發布前不需食品衛生部門審查，廣告發布后保健品抽驗又由食藥監管部門執行，處理投訴歸消費者協會，涉嫌詐騙等犯罪行為由公安機關處理，冒牌“醫生”“專家”的非法診療行為由衛生部門監管……

“相較于保健品銷售中相互配合、彼此協作的‘套路組合拳’，各職能部門對保健品‘九龍治水’式的監管，存在銜接不暢、難以形成合力的問題，致使監管效率較低。”劉鑫認為。

四探：防范靠什么？

說到底，子女和家庭的關愛才是老人更需要的“保健品”

究其根源，保健品“坑老”騙局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導致，需謀求形成合力。

劉俊海教授提醒，老年人自身應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充分了解，樹立對保健品的科學認識，理性選擇保健品，通過正規途徑購買，認準國家批準的保健食品“小藍帽”標志，不要選擇流動的未注冊公司的產品。

威海市公安局環翠分局城里派出所民警趙云博與保健品銷售打了多年交道，在他看來，治理保健品騙局，預防和打擊同樣重要。為此，城里派出所聯合社區、轄區企業、公益組織等各類機構和人員，在轄區專為老年人群體定期開辦“平安大講堂”，以PPT、視頻、當事人現身說法等方式，提升老年人的防騙意識。

“我們專門針對保健品的宣傳套路，量身定做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趙云博介紹，例如銷售者刻意混淆保健品和藥品的關系，我們就給老人強調保健品是食品；銷售者用免費贈禮吸引老人，我們也動員企業贊助、公益組織募捐，同樣為來聽課的老人提供免費禮品。

有些老人未必不知道保健品銷售是沖著錢來的，也未必不知道保健品并不是藥品，但他們還是愿意花這冤枉錢買份“陪伴”、買份“孝道”。

一些保健品企業瞄準老年人缺乏子女關愛、對人戒備心理差的軟肋，精心設置“親情陷阱”。毫無疑問，這種行為應當譴責，但同時也帶來警醒：如果不是一些子女的關愛意識淡薄，再高明的“跪地營銷”和“親情洗腦”也不至于乘虛而入。說到底，子女和家庭的關愛才是老人更需要的“保健品”。子女也不妨多學習借鑒保健品銷售者善于分析老人精神和心理、嘗試打開老人心扉、貼心陪伴老人的一些做法。

“治理保健品市場亂象，不僅需要相關各部門各司其職、守土有責，還有賴于彼此間更好地進行監管銜接、守望相助，需建立綜合執法機制，才能提升打擊力度。”受訪的兩位專家表示，各相關部門可考慮建立聯合信用平臺，對涉及侵犯老年人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單位和個人，實施信息共享和聯合懲戒。